就任衛生所長

戰後,我從西貢回來,大約三年後,政府計畫在各鄉鎮成立衛生所。我的診所就在區公所旁邊,有一天,衛生院康封印院長來訪,說要設立衛生所,拜託我兼任所長。因為為這是為自己的故鄉,我不多考慮就一口答應,心想這措施比起日治時代,顯然更進一步。

當時我父親擔任區長,我立刻到區公所內的稅務稽徵分處說:你們這空間很大,一半給我們開衛生所好嗎?

分處處長說:很好,沒問題。我一聽,馬上在哪裡自導自演的豎起:台南市安南區衛生所的大牌。

衛生院派了三個職員來幫忙,我要他們去區公所倉庫搬一些桌椅來,排一排,衛生所的樣子就出來了。

時值一九四八年,國民政府在中國節節敗退的時候,烽火連天,處處難民,通貨膨脹,物價飛騰,兼任衛生所所長一個月的薪水不夠買一打毛巾。當所長確是為故鄉服務,不是為了薪水。

有一次,土城子發現天花病患。我自覺責任重大,每天帶職員下鄉去做調查和防疫工作,忙起來甚至顧不了照料自己診所的病患。那時我想,如果要撲滅這可怕得天花,必須把五里內的村民全部施型種痘。我立刻跑到派出所,借用警察電話聯絡衛生院長,尋求援助。但是康院長說:本衛生院並無疫苗。

不得已,我和五個里長在派出所協議,看要如何是好。它們說,事態嚴重,拖延不得,乾脆自己花錢買好了。

它們商量後,馬上分頭湊錢,沒多久就湊了一大包錢,帶來派出所給我,說:湊了大約十萬元左右。我沒問錢如何湊足,多少金額,如何分配,也沒觸摸到那些錢,立刻就叫職員送去給衛生院長,請院長派員到台北衛生署買疫苗。

結果衛生署並沒有收錢,我想應該是這樣的,我們只花了一些車錢,其餘的錢全部還給里長去處理。總之我非常高興能夠順利拿到疫苗,立刻又請衛生院派三個職員來協助,三天內把五里的村民全部接種完畢。很幸運的是,此後再也沒有新傳染病患發現。我因為能為故鄉盡力,有所成就,而快樂無比,那種快樂與滿足是筆墨很難形容的,只能說好像打了一場勝戰


過了三個星期,市政府民政課派了一個小職員來問我防疫工作的近況和結果如何。我說:幸好這次天花的傳染已經制止,沒有再發現新病例,不過衛生署送來的疫苗可能太舊,或過期了,種痘後幾乎沒有人出痘。

不料,過一個星期後,市政府一紙通知下來,說我:擅收募款,防疫工作不力,應予申誡一次。

收到公文,我看得目瞪口呆,無語以對,心想:真是顛倒是非,無法無天。我於是拜託市議員陪我去向市長著高宣與民政課長陳篤光說明原委。它們根本講不出為什麼要記過,只是一再重複:反正記了過,就不能再收回。

我氣憤難平,覺得真是莫名其妙。於是我又去衛生院找康封印院長理論。我說:到底我應該要記過,還是記功,你最明白。當初答應用那些里長們的錢去買疫苗的,不就是你嗎?如果一定要記過,應該是記你阿。而且天花大流行時,你一腳步也不曾踏入疫區巡巡看,這又算什麼衛生所長?

他回答:好啦,好啦,不要介意了。以後若有機會,在記一之功來補,記過就消去了。

我這才領悟,原來中國官場就是如此,萬事馬馬虎虎,犧牲百姓和部下,全都不算數吧。天花蔓延是天大地大的事,放我一個人去疫區唱獨腳戲。市長、衛生院長、民政課長等相關的重要人物都未曾到現場看看。天花傳染抑止後,居然還把應該要記功的醫生記過。阿,比起日本人,實在差太遠太遠了。

他們連普通醫學常識都缺乏,做起事情,眼中無國家,心中無百姓,隨隨便便應付敷衍,凡事保身第一,最怕惹事上身,一有不對,不管青紅皂白,先找個替罪羔羊再說,這些賞罰不明、死不認錯的官員,又能替百姓做什麼事?

思前想後,我確實不知以後該怎麼做才好。當出一股為鄉梓服務的熱忱,頓時冷卻了。雖然忘不掉當年的理想和熱情,我還是辭職不幹了。中國有一句話說:多做多錯,少做少錯,不做不錯。我想這就是他們的官僚遵奉的金科玉律,可憐的永遠是老百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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